现代的80后，普遍存在着压力影响生育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八零后都想在孩子的世界里晃一辈子。到了一定年纪，延续自己DNA的生物本能总会起作用。但是个人主观因素是一方面，环境客观因素是另一方面。有时候，后者要比前者更起作用。

　　今年6月20日，一篇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的报道让人们见识了庞大的过劳人群。2006年，华为员工胡新民的猝死宣告过劳八零后时代的到来。根据翰德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可以想见，在北京、上海这样生存压力极高的大都市，苦苦求生存的八零后很难有心思考虑生儿育女。

　　此外，经济因素也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网络调查显示，生存成本较高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年轻人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在不想要孩子的理由这个问题上，29.2%的八零后认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孩子。有25.8%的七零后选择同一项。在收入问题上，年薪2万到4万人群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而收入、地位较有保障的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在生育问题上则显得更为洒脱。显然，公司职员这一群体集中了绝大多数八零后劳动者，他们的年薪大部分在2万到4万之间徘徊。

　　2008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充满变数，高涨的CPI，股市、房市神话的次第破灭让刚刚走上社会的八零后摸不清头脑。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已经因为经济原因推迟了原来的生育计划。看来，在自己没有认清世界之前，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还是先放一放吧。

　　社保也是八零后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高校招生从1998年起进入了大跃进时代，8年间招生人数增加5倍，超过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为了挤进就业大门，许多刚毕业的学生不得不在单位应该提供的福利上作出妥协，许多劳动合同上连最基本的三险一金都没有。

　　即便走运，公司在社保问题上不玩太极，社保还是充满了变数。以五险一金为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实现联网。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想要跨省跳槽，如何把之前缴纳的钱转出来就很麻烦。这对于流动性大、薪水又非常少的八零后而言，显然是个不利因素。

　　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个适合生儿育女的年代。在种种不确定因素面前，八零后们不得不在生儿育女问题抱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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